知青故事│《金山情》（王善珍)
转载自公众号：一壁残阳
知青故事《金山情》
王 善 珍
江苏连云港老知青
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第三个年头，毛主席他老人家巨手一挥：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。”当时我们知道的也就是这么一句话。大街小巷贴的标语好像也是这么写的。过了多少年我们知道了下面还有话：“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，把自己初中、高中、大学毕业的子女，送到乡下去，来一个动员，各地的农村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。”
全国一千多万知识青年，听从伟大领袖的话，纷纷上山、下乡，奔赴边疆。我们也随着这股革命潮流，到离家一百多里的赣榆县插队。
我们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“知青”。
下乡插队走的那一天，我们在解放路上的体育馆门前集合，当时的体育馆整个建筑是用竹子做的，很气派。
体育馆门口广场上，锣鼓喧天，红旗招展，几十辆大卡车停在那儿，这些车都是从各个单位调来的。红色的横幅上写着金色的字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。”
“听毛主席的话，上山下乡最光荣。”
“革命儿女，志在四方。”
“不做温室里的鲜花，要做高山上的松柏。”
喇叭里高唱革命歌曲，分贝很高，震耳欲聋，彼此说话都听不清楚，有的人两手作喇叭状，大声呼喊对方。
在我们下放农村之前，新浦知青已走好几批了，他们是到大丰、东台、南通农场的。宣传时说是到兵团的，诱惑力最大的是能穿上军装，试想，哪个孩子没有长大以后当兵的梦，并且还有工资拿。当时到兵团是有条件的，出身一定要好，要是党员、团员那更没的说。家庭出身不好或者有问题的人家的孩子，再就是没有后门可走的人家，只好到农村插队。人还没走，就分成了三、六、九等，心中憋屈。
我和好朋友小玉跑到通往去南方的大路上，看到路边有一群人，拿着用彩纸糊成的小旗，敲着锣鼓，绑在树上的横幅上写着：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。一辆辆插着红旗的大卡车缓缓驶来，汽车上用帆布搭成棚子，里面究竟装了多少人不清楚，只看见车后面有几个人抓住栏杆，多么年轻的脸，多么清澈无暇的眼睛，此时，他们眼睛里充满了迷惘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我估计平时长着小眼睛的人，这时也把眼睛睁大了，望着家乡的路，一点一点地远去。当车刚驶过欢送人群，汽车就疾驶而去，驶向不知未来命运的陌生地方。
我们心中好难过，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？前途在哪里？同时也很羡慕他们，以后他们可以穿军装啦，可以拿工资啦，可以享受休假啦。
广场上的汽车就要启程了，每一辆上都站满了人，大包小包占据车厢的一角。我只带了一床被子，我六哥送了我一只木头箱子，我把平时要用到的东西都装在了里边，又提了一个网兜，里面装了两个搪瓷盆，还有一瓶昨天妈妈给我炒的肉酱。
送行的鞭炮响了，车轮缓慢滚动，刹那间，广场上送行的人群中，爆发了巨大的声响，有人大声哭喊、有人大声喊叫，有人双脚蹦跳，有的家长死死拉住孩子的手，随着车子在跑动。其中有一个叫顾华的知青，她的妈妈实在放心不下她，一使劲一翩腿爬上了车，跟着女儿走。顾妈妈是所有到金山公社的知青中的唯一的家长。
我家只有五哥和六哥来送我，我那多病的妈妈不能来送我，此时她正躺在病床上。事后听我哥说，我走后，妈妈整整哭了半天。
我们到赣榆县金山公社插队的知青有一百五十多人。当时是这样分配的，以铁路为界，路北的到东海县插队，路南的到赣榆县插队，到赣榆县的又分好几个公社。
六月的风，已经比较热了，麦浪滚滚，田里已经有人在收割了，路两旁高大的杨树郁郁葱葱，路边的水渠里的水在哗哗地流着，汽车在沙质的公路上疾驶而过，大家都默默无言，互相都不认识，有的人还没有从刚才与亲人离别的情绪中走出来，甚至还有女孩在流泪。大家都没有心思欣赏周围的美景，都在想，这汽车究竟把我们拉到何方？
最先到达目的地的是罗阳公社，几辆汽车拐向往罗阳方向的土路上去了。大家挥手告别。时辰不大，城南公社又到了，在一片告别声中，我们的汽车穿过县城——青口镇，一直向北、向北。
驶出县城大约二十多公里，我们的车往东拐下去了，还有几辆车继续往北，他们是到黑林公社的。乡间的路就大不如公路了，有点颠簸，又行驶了一会儿，车开进了一个大院子里。顿时锣鼓喧天，彩旗列列，只听有人喊：“到了！到了！”大家七手八脚把行李拿下来，懵懵懂懂站在那儿。只见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，带领一帮人迎上前来，鼓着掌，大声说道：“欢迎！欢迎！”好像我们来的时候有一个带队的，他把我们移交给了公社党委。
公社领导讲了话，无外乎是你们知识青年到农村来，是毛主席叫你们来的，我们欢迎，你们要好好锻炼，脱胎换骨，农村是大有可为的。讲完话，他叫各大队把人带回去，候在一旁的各大队派来的人，急不可待地冲上来，要把人带走。有人拿着花名册，哪些人到哪大队去，剩下的人越来越少，包括我在内的九女三男，要分到靠近山东的一个村庄去，顾妈妈马上打听，这个地方交通方不方便？来人告诉她，交通极不方便，爬坡上堰，要走十几里才能坐上车。顾妈妈吓坏了，坚决不许女儿到那儿去。有大人撑腰，我们十一个人也坚决不去。
本来高高兴兴来接我们的，到他们大队去的，靠近山东的那个大队的社员们，见接不到人了，垂头丧气地回去了。
最后就剩我们十二个人在那儿僵持着，打乱了人家的接收计划，公社几个领导一商量，决定按照家长的要求，哪里交通方便就把我们安排到哪里。下庄大队最方便，车辆穿村而过，却很贫穷。顾妈妈没想那么多，当时显得很高兴，只要能坐车来看女儿就行，她放心地坐着送我们的汽车回去了。
后来才知道，当初公社党委接到上级红头文件以后，他们就把全公社收入最好的大队挑选出来，安置这些学生，我们原本要去的地方不错，一个工分是三分钱，一个壮劳力，一天最高分是十分，能挣三毛钱。现在这个地方一个工分是两分钱，一年下来就要少挣不少钱。有失必有得，钱是少挣了，回家却方便了，想什么时候回家就什么时候回家，有时正在地里干活，突然看到家乡的货车从村里通过，一下子想家了，锄头一扔，坐顺便车就回来了。
记的有一次，我回家过了两天，回来时坐一拉煤的车，同行的还有两个，她们跟司机很熟，自然而然坐在驾驶室里，我只好坐在煤车顶上。一进村，看到我的人都对着我笑，我看这些人这么热情，也报以微笑，他们笑得更厉害了，我被笑得不好意思了，赶快闪进大队部，对着墙上的镜子一照，大笑起来，原来我变成了“熊猫”眼。
公社领导赶快打电话给下庄大队部，叫各生产队派人把这些知识青年领回去。公社驻地离下庄大队只有三里地，时间不长，陆陆续续来了骑自行车的，推着独轮车的，赶着牛车的，扛着扁担的，来了一大帮人。
我和顾华、时玲分在第三生产队，三位男同胞分在第五生产队，其余六位女同胞分在第二生产队和第四生产队。第二生产队里有一个叫谭芳的人，由于家庭贫困，姊妹众多，没上一天学，文盲。运动一来，她当时只有十七岁，是符合这个年龄段的，管她识字不识字，就被当作“知青”送下乡来了。
顾华是我的邻居，很熟，时玲是第一次见面，以前不认识，她俩性格完全不一样，顾华好说好笑，睁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，好奇地问这问那，时玲很腼腆，不爱说话，动不动就脸红。
名单一确定，社员们就忙活起来了，把我们的行李装在独轮车上，人员安排好，陆续回村，有一个瘦小的中年男人走到我面前，叫我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，带我回村，我仔细地看了看他，觉得他那么瘦小，行吗？我不忍心坐在后面，我做个手势请他上车，反客为主地把他带回了村。
突然改变接收点，下庄大队的干部们没有思想准备，措手不及，先要解决住的问题，其他的队腾库房的腾库房，腾磨坊的腾磨坊，实在没地方的，社员家有空闲的屋子拿出来救急。三个队基本上把我们九个男女同胞安顿好了，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。
队长来了，看见我们三个小丫头，叹了一口气，挠头皮了，犯愁了。我打量了一下队长，瘦瘦的，年龄在四十岁开外，眯缝眼，嘴有点瘪，一脸的忠厚老实，还看出来他是个慢性子。
队长为何犯愁，因为队里实在没有多余的房子，社员家也腾不出一间房出来，我们三人呆呆地站在大队部，等待他们想办法来安置我们。门外聚集了不少人，像看西洋景一样地看着我们。
队长和副队长、会计、保管员、记工员、饲养员大小干部一商量，觉得有一处屋子可用，于是带着我们往那住处走去，热心的社员们拎着我们的行李跟在后面。走到一处破旧的院墙外，队长打开用几根树枝做成的门，来到院内。
院子不大，长满了野草，东墙角有一个只剩半截的破缸，缸底有点水，已变成黑色，西墙角有一个石墩，长满了绿苔，靠着东墙搭了一个锅屋，屋顶塌了一半，剩余的几根木头勉强支撑着屋顶。用泥做成的灶台，堆积着厚厚的一层灰，一个角已经掉了。
给我们住的是两小间草屋，很矮，全是泥垒成的，好像院子里的地比屋内还高一点，里间屋墙上只有一个一尺见方的小窗户，只有窗棂，没有玻璃。队长推开屋门，一股怪味扑鼻而来，里面很黑，只有那个小窗户透进来的一点光，我伸头朝里定睛一望，大叫一声往外就跑，吓得顾华和时玲也尖叫起来。原来屋里放了三口棺材，摞在一起，乌黑发亮，吓死人了。队长见我们吓成这样，忙安慰我们说：“不要怕，这里面是空的。”难道说这里面还装着人？不敢往下想了，只听见队长不慌不忙地说：“这是寿材，只有等到人死了才装进去。这是几位老人几年前就打好了的，看这个屋子闲着，放在这儿的。”他命令叫人把寿材抬回各家。
中午，我们到大队部吃饭，每人一大碗干饭，三个素菜，喝了一大杯茶叶水，撑死了。
队长指挥一帮人打扫院子，尘土飞扬。又叫人把房门加固，把屋内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叫人用几根棍绑成一个框子，再绑上荆条，上面铺上玉米秸秆，放在土坯上，这就是我们的床。
我抓起我的行李，一下子冲到里间，把行李放在刚弄好的床上，屋内只能放两张床，必须有一个人要住到外屋，她俩谁也不愿意，最后只好我和顾华睡一张床，时玲睡另一张床。我们带来的零碎东西没处放，队长又叫人送一张快要散了架的破桌子来。
一切安排妥当，社员们涌进了屋，外面还站了不少人。他们望着我们傻傻地笑着，我们也报以傻傻的微笑。我邀请几个女孩子坐在床上，她们害羞不肯坐，我把她们硬拉坐下。有大胆的问我们是哪里人，告诉他我们是新浦人。
“噢，是耄子。”
“噢，你们是侉子。”
大家哈哈大笑，刚才的陌生感消失了。他们说我们说话他们听不懂，叫我们说慢点，我们说你们说话我们能听得懂，你们说话带点山东腔，他们说，这儿离山东不远，从这儿到公社驻地，再往北走，过了一条河，就到了山东地界。
我们和他们聊着天，他们似懂非懂地听着。在人群中，我突然发现有一个姑娘长得特别好看，白皙的皮肤，瓜子脸，通直的鼻子，小嘴，乌黑油亮的头发。她在静静地听我们说话。就是这个美丽的姑娘，跟村上的一个小伙子发生了一段凄美的爱情，那是后话。
我还发现，在这些看热闹的人中，有一个十一、二岁的小男孩，一直憨憨地笑着，我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很害羞地告诉我，他叫明，待了一会儿，他就走了，过了一会儿，这个小孩又来了，瞪着大眼望着我们，我问他：“明，你家住在附近吗？”明不睬我，我奇怪，这么快就忘了我了。旁边的人大笑起来，说他不叫明，他明明就是明吗，大伙儿笑得更欢了，弄得我莫名其妙，这时有人说：“他叫亮，他和明是双胞胎。”
以后，我还真分不清哪是明哪是亮，我想了一个办法，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会这样喊：“明亮。”两人一起答应，若是一个人，我就会喊：“明！亮！”他也会答应，反正他不是明就是亮。
天色已晚，队长又叫人送来了煎饼和开水，我把肉酱分给她俩，卷在煎饼里，很好吃，就是咬不动，一张煎饼没吃完，累得腮帮子疼。
天渐渐黑了，村里没有电，我们坐在黑黑的里屋，不敢往外屋望，总觉得那儿有棺材。我比她俩大一岁，从小我胆子就比较大，这会儿，她俩紧紧的依偎着我。这时外面走进来俩个人，手里端着个煤油灯，进门一看，是两个小姑娘，有十六、七岁，个子高一点的说是队长叫她们来陪伴我们的，我们感动得差点哭了。
她们把夹在胳膊下的蓑衣铺在外屋，也没有跟我们说什么话，躺下就睡着了。我们望着如豆的煤油灯，可睡不着了。躺在硌人的床上，我想起了家中舒适的大床，明亮的灯光，又想到有病的妈妈现在怎么样了？妹妹是不是很想我？怎么就把我送到这儿来了？以后怎么办？泪眼婆娑，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快天亮了，只听见时玲大声喊道：“死人头！死人头！”手在空中乱舞，并指着一个地方，怔怔地望着。我们全部被她的叫声惊醒了，外屋的两个小姑娘，吓得抓起蓑衣夺门而逃。我和顾华也吓得不轻，顺着她手指的方向，战战兢兢抬头看，只见房梁上吊着几棵大白菜，是白天打扫卫生时，忘记取下来了。我抚摸着时玲的后背，对她说：“不怕，不怕，那是大白菜、大白菜。”声若游丝，睡意全无，捱到天亮。
这就是我们来到农村过得第一个夜晚。
天亮了，我们的恐惧感消失了，觉得天是那么的蓝，空气是那么的新鲜。
队长来了，告诉我们这几天不要干活，先熟悉一下村里的环境，再把生活方面的事弄好。因为下庄村不是我们的接收点，很多事情要从头做起，首先要把我们的关系转过来，再要按照上级的指示把我们安顿好。队长到公社开会去了，将近中午回来了，告诉我们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可以从队里领稻子加工成大米吃，也可以从场上的草垛上扯草烧，至于安家费是多少，队长没透露，只是觉得以后队里陆陆续续给我们添置了一些东西，如小桌子、小板凳、小水缸、锅碗瓢盆等。
这两天，队长安排我们临时到许大娘家吃饭，我把带来的那瓶肉酱贡献了出来。许大娘是个接生员，远近闻名，她接受过简单的培训，经过多年的实践，医术高超。经她接生的孩子成百上千，难产的，胎位不正的，她都能化险为夷。据说也接生过一次“怪胎”，是个女孩子，长了三条腿，一生下来就死了，吓得她家里人赶快把死胎扔了。
许大娘已经快七十岁的人了，慈眉善目，对于我们的到来，她高兴极了，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我们。吃的蔬菜都是刚从菜园里拔来的，鸡蛋都是自家鸡下的，煎饼是她那十九岁的外孙女摊的，极薄，火候到位，口感很好。
农村衡量一个妇女能不能干，除了会干农活外，还要看她做饭如何，尤其看她煎饼摊的怎样，最顶级高手，一人能同时看三个鏊子，一家十几口人也供应上吃。许大娘的外孙女叫爱，从小就跟着她。爱小时候乖巧懂事，长大了心灵手巧，尤其会摊煎饼，她摊出来的煎饼，薄得像张纸，拿起来对着光看，都能看到对方，咬一大口，入嘴只有一小口，随即就化，喷香极了。
有的人就不行了，笨，煎饼摊得不均匀，火候又掌握得不好，咬一小口，到嘴里变成了一大口，粗糙沾牙，难以下咽。
我们到场上去看了看，场很大，也很平整，场的一角有好几个草垛子，我想，今后我们就到这儿取草烧饭。又来到一个小高坡上，这儿是一口水井，我们三队的人吃水都到这儿打。
水井是方形的，很深。井的四周用石头砌了一圈，便于放水桶，井边有几个社员正在打水，我见他们把长绳子系在桶把子上，往井里一送，飞快地拉动绳子，一桶水就上来了。我跃跃欲试，找了一个最小的桶，学着他们的样，就是打不上来一点水。顾华和时玲也上来试，结果一样。社员们善意地笑着，有位年纪稍长的人，手把手地教我们：把桶续下去，快要接近水面的时候，手左右猛一抖，桶口朝下，一头扎进水里，这样子才能打到水。照着他的样，果真打到了水，只是份量不多。
两天过后，我们自己开伙了，有了知青的特权，精米白面吃着，柴禾管够烧着，一缺什么吃的，马上到村上唯一的小卖部去买，出入最多的是我们，也包括其他三个点的男女同胞，我们不知天高地厚，整天胡吃海喝，这样的日子也就维持了半年，上级就不管我们了，特权就消失了，地里收什么我们就吃什么，还要凭工分分粮。
刚下乡的几天里，我们的头脑整天昏昏沉沉，分不清东南西北，每个人想家想得厉害，时玲时不时地在流泪，我心中也很难过，我比她俩大一岁，我十九岁，她俩都是十八岁，我拿出做大姐姐的样，对时玲说：“我们来了都来了，也回不去了，慢慢适应这儿的环境吧，慢慢过日子吧。”其实，我哪里会过日子呀，怎么过日子呀，一窍不通。在家都是妈妈操持，不懂得过日子的艰难。现在一下子走上社会，真不知道今后的日子怎么过？
时间不长，我们接到了来自大丰、东台、南通的同学们、朋友们，他（她）们的信件。后来得知，南方的来信像雪片一样，飘到赣榆县各个公社的知青点，忙坏了投递员。邮局的同志还真没见过这个架势。
我的闺蜜笑玲，三天一封、五天一封给我来信，信中堆满了革命词藻，大谈革命理想，字里行间充满了革命激情，信的末尾总会写上：祝毛主席万寿无疆！署名：你的革命战友——笑玲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来信间隔的时间长了，信中少了些激情，务实的东西多了一些。再后来，就大倒苦水，说根本就不是什么兵团，就是一般的农场，只不过把农场按照军队来编制，编成班、排、连什么的，也没有穿军装，还是各人穿自己的衣服，工资是拿了，也是少得可怜。他们被管得紧，活又累，有事要请假，还不一定会被批准，言下之意，还不如我们插队的好。
笑玲是独生女，极受宠爱。家境优裕，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，睡有舒适的单人房间，活动筋骨有宽敞的客厅、偌大的院子。院子靠墙砌了一个花坛，里面种满了花花草草，小径用鹅卵石铺成，院子中间种了一棵葡萄树，每年硕果累累，葡萄架下安放一张大理石的圆桌，四只藤椅。没事的时候，拿本小说，吃着葡萄，遐意至极。
下放到农场以后，这个“大小姐”哪能受得了，妈妈心疼地光往邮局跑，大包小包往农场寄。后来国家落实独生子女政策，没到两年，她就从农场回来了，弄了一身的病。
过了一个星期，队长来到我们小屋，问我们生活得怎么样，有什么困难没有，我们回答他，没有什么困难，就是想家，队长说过些天就好了，又问晚上还害不害怕，我告诉他，已经把原来放寿材的地方用报纸糊起来了，还用红纸剪了两个窗花贴在上面，最后队长还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，要我们参加劳动。我们爽快地答应了，这几天憋闷的慌，无所事事，干干活也好。
干什么活呢？队长说：“你们就参加割麦子吧。”
以前上学时，学校也组织过全校师生，到郊区新坝公社帮助农民割麦子，名曰：学农。千余名学生浩浩荡荡，背着行李，提着饭盒，饭盒里装着吃饭的小勺，叮铃铛啷，路人都当奇景看。
那时学生队伍来到公社驻地，分在指定的村庄里，帮农民麦收。活没干怎样，给人家添的麻烦可不少，今天这个手割破了，那个脚扎伤了，明天这个感冒了，那个拉肚了，人家操心不少，还要腾出大房子给我们这些学生住，又要派专人用特大锅给我们做饭。睡在麦草上，我们整夜被跳蚤咬得睡不着觉，浑身起小红疙瘩，第二天没精神干活。伤病员逐渐增多，没干五天就又浩浩荡荡地回来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也算是有过割麦子的经验。
现在下乡第一件农活儿就中割麦，我有“学农”经验，心中不打怵。
来到地里，有人递给我一把锋利的镰刀，在田头，社员们一字儿排开，每人割五垄，垄不算长也不算短，队长说我乍干，就割两垄吧。队长一声令下，社员们争先恐后，一会儿就到地头了。我只割了一小块，大家围拢过来，三下五除二就帮我割完了。
重新安垄，一会儿功夫，大家又割到头了，他们围拢来，又帮我把麦子割完了。队长对我说：“这样吧，你就割一垄吧。”队长随后对大家说：“今天，把这块地割完才能休息。”大家甩开膀子干了，你追我赶，谁也不让谁。他们谁也顾不上我了，刚才还直立的麦子，现在全躺倒在地上了，偌大的地里只剩下我这一垄麦子，孤零零的。这种场景，如果制成明信片，那绝对是美景：娇阳之下，金色的麦子铺满田间，一个美丽的姑娘，站在直立着的独一垄的麦子旁，手搭凉蓬，面带迷人的微笑，眺望远方。可惜不是。我在艰难地割着，挥汗如雨，好不容易割到地头，一阵摇晃，眼冒金星，一头栽倒在地。
大家纷纷围过来，关心地问我摔没摔伤，队长走过来，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这样吧，你去捆麦子吧。”捆麦子的都是老弱病残，我那俩伙伴原本也是安排割麦子的，队长一看她俩细胳膊细腿，个头又矮，又从来没割过麦子，动了恻隐之心，编在了捆麦子那一组，现在，我这个样子也只好加入了她们的行列。她俩看到了我的惨状，即感到好笑又十分同情我。
麦子上场了，要把麦粒弄下来，那就叫打场，套上牲口，拉着石磙，一圈一圈地压，压好的麦粒儿赶紧弄到场边晾晒，牲口不够用，那人就得上，五个人拉着石磙子，也是一圈一圈地转，往往我在最外面，一开始不知道，后来才知道，在外围的人最吃力，在最里面的人最省力，他们往往都把靠近里面的绳子先抢到手了，剩下的只能给我了。人家走一小步，我要跨几大步，有时还得带小跑，累得我气喘吁吁。有一个叫秀的姑娘看不下去了，休息完再干活的时候，她马上冲上前，抢了一根最里边的绳子，递给了我，这样我就轻快多了。
麦收季节，天气变化多端，白天还好好的，到了夜里，下起了小雨，队长敲着小锣，大声喊叫：“抢场了！抢场了！”队里所有的青壮年冲到场上，把麦子堆起来，用草苫子盖上，如果是下大雨，那真跟打仗一样，动作慢一慢，麦子就泡汤了。有时忙到半夜，衣服都湿透了，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，苦不堪言，也深深的体会到农民的不易。
我们来到农村已有一段时间了，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环境，想家的心也放下了不少，从一点不会干农活，到能干一点了，也和社员们融洽相处了。尤其是队里的姑娘们，有事没事总喜欢到我们屋里来玩。
我们刚来的时候，发现这儿的姑娘、小媳妇，还有中年妇女，全部穿带大襟的衣服，都是水蓝色的，从没看过有人穿花衣服，或者其它颜色的衣服。穿的鞋子是绣上花的，土的掉渣。我们三人虽然家庭不算富裕，但是我们正处在爱美的年龄，时髦还是赶的。
受我们及另外六个女同胞的影响，姑娘们很快地甩掉了绣花鞋，脱掉了大襟褂子，跟着我们的潮流走。尤其是爱，我们穿什么，她就跟着穿什么，她的外婆是接生员，她家的生活比其他人家要富裕的多，如果她不说话，真分不清她是农村姑娘还是知青。村里的小伙子们也受到三个男同胞的影响，从貌似电影上的“汉奸头”，变成了很洋气的时髦头，有的还叫男同胞帮他们在城里做衣服，这样的穿着打扮，对他们以后的相亲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
远在城南公社的好朋友小玉，托人捎信来，叫我到她那儿去玩，我应邀而去。在那儿，我见到了老朋友，结识了新朋友。到了晚上，我们聚集在一个知青点的大房子里，或坐，或站，大家谈理想，谈抱负，谈未来，群情激昂，有一个头发留的很长的，年纪比我们年长几岁的，很帅气的男同胞带头唱起了《知青之歌》，其他的人跟着哼唱起来，唱了一遍又一遍，有的人还泪光闪闪。我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，很是震惊。歌词很凄凉，旋律很优美。看他们的神色好像已经到了世界末日。
我们太年轻了，最小的只有十七岁，最大的也不超过二十三岁。当时还处在文革当中，大家都看不到前途，忧国忧民。不知怎么着，我突然想起了《青春之歌》里面的场景：一群热血青年，穿着长袍，围着长围巾，仰望卢嘉川，听他讲革命道理，小商人家庭出身的林道静，静静地坐在那儿，手托腮儿，听的是热血沸腾。
时代不同了，我们是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，来农村插队落户的，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，是来替国家排忧解难的，光唱唱歌，发发牢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这样的聚会进行了好几次，渐渐的，每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，同时忙于生计，棱角被磨平了不少，聚会少了，乃至消失。
来到农村快半年了，我们已和社员们打成一片了，农活也能干一些了，也时不时地出些差错，不是把地瓜秧当草锄了，就是把玉米苗当草拔了。队长从未批评过我们，他是七个孩子的父亲，他总认为我们离开父母，来到这么贫穷的地方，很是心疼，要不是运动，她们能来吗？
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下去了，在这期间，我和时玲还闹了一个笑话。顾华前几天回新浦看她老妈去了，只剩下我俩。这天，我提前收工回了家，没关门。冬天日头短，不一会儿天就黑定了，太累了，煤油灯里的油所剩无几，我舍不得点灯，况且囊中羞涩。我默默地坐在小板凳上休息。这时，我看见一个人将头伸了进来，透过门外微弱的亮光，我看清了是时玲，她也是刚收工回来，屋内太黑，她不敢进来，她咳嗽了一声，我正累得慌，难得搭腔，故意不吱声。她侧着耳朵，左右两边仔细地听了听，好像有所察觉，她也不说话，我也不能说话，我怕我突然说话，吓着了她。
她曾经告诉过我们，她小时候好像是被长相怪异的猫狗之类吓到过，病了很长时间才好，她一直很胆小。这时，我不能发出一点声音，她又静静地听了一会儿，突然“啊”地叫了一声，跑了。
还没等我回过神来，她又来了，并带来了一个人，是个男社员。她对那人说：“这屋里好像有动静。”那人说：“没有。”
“门怎么开了？”
“不知道啊！”
“是不是她出去有事了？”
“很有可能。”
他俩站在门口，谁也没敢进来，时玲其实还没有从屋里有棺材的阴影中走出来。我更不敢说话了。借着一丝光亮，我看见他俩在门口比手划脚，像两个鬼魅的身影，我感到很好笑，却又不能笑，忍着。只见时玲又侧着耳朵听了一下，总觉得屋里有什么，旁边的那人屏住呼吸，侧耳聆听，忽大叫：“这屋有人！”
“啊！吓死我了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我听见有人呼吸的声音。”
看这本领，堪比福尔摩斯。
这时黑暗中的我，觉得玩笑开大了，快要没法收场了，我用极小的声音说：“是我。”随即点上了煤油灯。
从那以后，即使再没钱，借钱也要买煤油。
我们这个地方属于丘陵地带，沙质土壤，夏天就是下再大的雨，也不泥泞，雨一停，穿布鞋走路都行。整个村庄显得很干净。同时，盛产地瓜、花生，麦子产量也不错。除了孩子多，劳动力弱的家庭外，基本上还能填饱肚子。大的难处是缺草烧。
公社的供销社有时会调来一些煤炭，分到每户就寥寥无几了，而且是烟炭，质量差，炭石也多，没有风箱不能烧。我们开始还享受烧草不限量的待遇，烧不烧炭无所谓，等到半年后待遇取消了，才真正尝到无草烧的滋味。
跟社员们分一样多的柴草，有的很耐烧，像豆荚杆，玉米秸、麦秸、地瓜秧也很好烧，最不好烧的是稻草。原先这儿不种水稻，上级硬要“旱改水”，只好遵命，种了一小部分。稻草起初火势也不小，却不耐烧，做一顿饭要烧不少，而且锅腔里全是灰，要不停地往外掏灰。
有一次天下小雨，柴禾全湿了，收工回来，做饭时，怎么也点不着火了，又累又渴又饥，我们三人相拥而泣。正好爱到我们这儿来窜门，看到此情，她马上回家拿了几张煎饼，带上一壶水，解了我们的窘境。队长知道后，赶快叫人到场上扯些草送来。有时，实在没的烧了，就锅里煮着地瓜干，锅下烧着地瓜干。
社员们更是嗜草如命，绝不放过一枯枝、一枯叶。为了省柴禾，冬闲里有的人家每天就吃一顿饭。我有时看到一些老年妇女，能使家中有柴禾烧，她们穿着肥大的深蓝色的棉袄，头戴黑色的围巾，坐在稻茬地里，抡起木棒，使劲捶打着稻茬上的泥土，忍受着凌厉的寒风，受了那么大的苦，又能烧几顿呢？时间长了，满头满脸都是灰土，远远望去，就是一个泥人。
冬闲里，无风，有好太阳的日子里，很多老人蹲在小店墙根，晒着太阳，拉着呱。中年人也就是搓搓草绳，修理修理农具，妇女们凑在一起，拉拉鞋底、绣绣鞋垫。姑娘们、小伙子们无事可做，浑身的精力无处散发。有人就想到了要不要搞点娱乐活动，成立一个文艺宣传队。眼下正流行革命京剧《沙家浜》，其中最经典的是“智斗”一场。主角是阿庆嫂、胡传魁司令和刁德一参谋长。
排练场地定在大队部，胡司令人选很快就敲定了，是二队的一个长得五大三粗的叫齐的人，演刁参谋长的是本村的一个民办教师，阿庆嫂的人选就费了一番周折，提名的几个：略识点字的长相不行，长相行的又不识字，不知怎么的，有人提到了我，长相即行又识字。我死活不干，我说我是左嗓子，五音不全。小时候确实有人想培养我唱戏，就是因为是左嗓子才作罢。大队书记做我的工作，无奈，我答应试试看，并对书记说：“如果我的唱腔受到大家的欢迎，我一定好好演，如果把大家吓着了，那我就立马撤退。”
“行！”
顾华也加入了进来，原本也是把她作为阿庆嫂候选人的，她嗓子好，就是因她个子矮，又是银盆大脸，不太符合阿庆嫂的形象，所以落选。她的角色是群众演员，提着一杆枪，（其实是一根棍，做成枪的样子），跟着民兵队长，从舞台这头跑到舞台那头，没有一句台词。
宣传队一开始也打算叫时玲当群众演员的，最后作罢。原因有二：其一，时玲胆小，不喜动，这样的场面对她不合适。其二：时玲和“司令”音有些相似，如果时玲参加排练了，剧组中有人喊“司令”，说不定时玲和演胡司令的演员同时答应，甚是尴尬，大家一哄笑，时玲脸薄，说不定就哭了。
排练是辛苦的，也是热闹的，青年们挤满了大队部，全大队的人才都集中在了这里。
台词我飞快就背得滚瓜烂熟，道白还可以，有点京剧味，就是唱不行，京剧得用假嗓子唱，我没有经过专业训练，这哪能是一时半晌就能会的呀，遇到高音根本上不去，何况阿庆嫂有大段的唱腔。再说乐队也不行，一把破京胡，拉的人技艺不佳，他是凭着感觉拉，拉的和唱的总不合拍，其他的打鼓的、敲锣的、击板子的各行其事，乱成了一锅粥。
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，排练总算有个样了，每次排练，我都是随着京胡在哼哼，我想等到正式演出时，我再大声唱。
服装也成了问题，大家都很穷，村里也没有钱给演员做衣服，不知书记从哪儿搞来了两套旧军装，胡司令和刁参谋长的服装算解决了，阿庆嫂的服装就很难搞到，有一位姑娘把她以前穿的大襟衣服拿出来，借给我穿，又用一块方头巾折短一点做围裙。我心想，阿庆嫂好歹也是个茶馆的老板娘，这样的穿着是不是寒酸了点。
阿庆嫂的鬏是很难梳的，要长头发才能盘上去，我只扎了两条短辫子，很难梳成鬏，大家出了一个点子，把我的头发梳在脑后，用皮筋扎起来，头上顶一块蓝布遮挡起来，有个样子就行。
戏排练了不少日子了，社员们也等得心焦，一心想看。我们也觉得戏排练得差不多了，应该演出了。进入倒计时了，决定彩排。清理一切闲杂人员，只留下几个铁杆观众。并把窗帘拉上，保密，等正式演出时，给大伙儿一个惊喜。
彩排就是彩排，就得当正式演出，音乐响起，我大声地唱了起来，跑调了，吓得敲小锣的把锣掉在了地上，差点摔坏。唱到高音处，怎么也上不上去了，又试了几次，糟了，声音岔了，嘶哑了。吓坏了全体同仁。眼看就要演出了，阿庆嫂出现这种情况，一个多月的辛苦全泡汤了，我想起了对书记说的话，如果不行，我立马撤退。现在不行了，如我撤退，实在对不起父老乡亲，怎么办？
我突然发现观众中有一个姑娘，从我们一开始成立文艺宣传队，她就一直跟随着我们，每场不漏，她肯定看也看会了。叫过来一试，果真不错，人长得还算俊俏，就是不识字。最可喜的是她梳着两条过腰的辫子。临时换人，我说：“我本来就告诉你们，我是左嗓子，你们就是不相信，现在把大家耽误了，很对不起，我看就叫她演吧，台词方面包在我身上。”
事到如此，只好这样了。这个姑娘不负众望，果真演得像模像样。
戏终于上演了，在小学校的操场上，两盏气灯照得如同白昼，下面还备了一盏，如果上面的灯不亮了，这个灯马上打足气，以解燃眉之急。全大队的男女老少全来了。开演之前，大队书记讲话，从国家大事一直讲到生产劳动，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，一开始大家还耐心听着，后来听烦了，就开始皮皮打打，说说笑笑了。
这时，姑娘怯场了，我安慰她说：“不要怕，大伙儿都在等着你了，你如果忘了词了，我在后台给你提词。”
书记长篇大论终于结束了，在大家的鼓掌声中，面带微笑，挥着手下去了。
在一阵激烈的锣鼓声中，戏开演了，阿庆嫂穿着寒酸的衣服，胡司令、刁参谋长穿着很旧的军装，肥胖的胡司令腰间的皮带上，插着用木头刻的、涂上墨汁的手枪，他们三人在台上“智斗”着，瘦瘦的刁德一一句“适才呀听得司令啊讲……”高音上不去，在京胡的掩盖下，糊弄过去了。
阿庆嫂也在卖力地唱着，我躲在台后破布幔下紧张地听着，只要看她一卡壳，马上提词，还好，没出大错。
扮演群众演员的顾华，由于过分紧张，刚跑到舞台的中央，一个趔趄，棍做成的枪被甩了出去，人差点扑倒在地，她满台找枪，找到后，拾起来，仓惶跑下。人群中爆发了一阵大笑声。
社员们其实哪管你服装不服装，道具不道具的，只要热闹就行，平时也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，好几个月才能看到一次电影，这样的娱乐已经很开心了。
一个冬天，宣传队又排演了不少节目，山东快书、三句半、女声小合唱。没有导演，表演出来的东西生硬、呆板，女演员们都好像没有笑肌，面部表情僵硬。说来奇怪，表演结束，刚一转脸，每个人都笑成了一朵花，我想，如果她们把刚才的一朵花，面对观众的时候，那该多好。究其原因，她们没有经过表演专业的培训，当然达不到表演的效果。
我再也不参加任何节目，他们有时来请我抄抄歌词，或者教教他们说普通话，我乐意帮忙。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我们早已不再享受知青的待遇了，我们逐渐向乡亲们靠拢：在田里扒个地瓜，在裤子上挡两挡，拿起就吃，小河里的水，捧起就喝，下田劳动，赤脚打膊，穿蓑衣，戴斗笠。随乡入俗。冬天里照样和农村姑娘穿一样的大厚棉袄，围着大红的方巾，挑土填沟、积肥浇水，不穿成这样，冷啊。只要我们不说话，别人还真看不出我们是城市姑娘？还是农村姑娘？和我们刚来的时候一样，我们影响了她们，现在反过来了，她们影响了我们。
国家的政策下来了，独生子女一律回城，顾华就要回去了。在这将近两年的时间内，酸甜苦辣都尝遍了，当初的银盆大脸变成了瘦削的小脸，我想，如果一开始挑选阿庆嫂人选时，她是现在这样的小脸，那肯定是她演，绝不会旁落他人。她原本大大的眼睛显得更大了，俗话说，三斤半鸭子，除了头光是嘴。她现在是三斤半头，除了头光是眼。
她来农村一年后，她的父亲去世了，她的父亲极爱她，平时对她是含在口里怕化了，捧在手心怕摔了，顾华一下放，就像剜了她父亲的心头肉，时间不长她父亲就病倒了。对于爱她的父亲的死，顾华悲痛欲绝。母亲孤苦伶仃艰难度日，有时来农村看望女儿，母女俩抱头痛哭，我和时玲在旁边陪哭。
顾妈妈听到这个好消息，马上坐车来到村里，帮助女儿整理行李。我和时玲心里可难过了，顾妈妈带来的好吃的东西，我们一口也吃不下去，泪流满面。顾华一边整理东西，一边淌着眼泪，即是高兴的泪也是伤心的泪。终于可以回去了，却要和朝夕相处的伙伴分离了。
启程了，我们挥泪告别，乡亲们来送行的也不少，他们一定会记住这个小巧玲珑、爱说爱笑、大大的眼睛、心无城府的城里姑娘。
顾华刚走不久，队长就接到了公社的通知：下庄大队第三生产队女知青们住房条件太差，给予补助。要建新房给我们住了，我和时玲高兴极了。
这儿盖房很奇特，用石头打好地基后，不用砖砌，而是用夹板放在两旁，中间留出墙的厚度，把土放在里边，人站在上面，用石锤捣结实就是墙。四面墙可以同时建，只要土供应的上，来了很多人，运土的，上土的、平整土的、捣土的，建房速度很快，十天时间就盖好了三间大房子。
我和时玲还没等房子干，就迫不及待地搬了进去。赶快逃离那个曾经放棺材的小破屋子。望着宽敞、明亮的三间大瓦房，别提多高兴了，更可喜的是还有一个大大的院子，我们打算以后养一些鸡，再栽一棵梧桐树，这种树长得快，荫凉大。唯一的缺点是，望笆没有用泥抹上，有一次下大雪，我亲眼看见雪花从瓦缝中飘了进来。
我当民办教师已经一年多了。村上的小学校缺少老师，大队委员会开会，决定在知青中选一个，挑来选去，觉得我还合适。我再三声明，我文化程度不高，教不好，会误人子弟。他们说我教二、三年级总可以吧。其实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个中学教师，或者当个考古专家。我嘴上推辞，心里可高兴了。最后定下来，全年工资一百五十元，平均每月十二元五角。不发现金，折合成工分，分粮分草给我。并且还规定，寒暑假回队参加劳动。这样一来，我在知青当中成了富户。虽不拿钱，但不愁吃不愁烧。
我当了民办教师以后，仍住在那阴暗潮湿的小屋里，那时候，顾华还没回城，每天晚上，她俩凑着一盏煤油灯在看书，我独占一盏煤油灯在备课。夏天，三人躲在蚊帐里，她两人一人一把芭蕉扇在聊天，看我汗流浃背在备课，两人对着我一阵猛扇，凉快极了。冬天的晚上，三人围坐在被窝里，捂着脚，谈天说地。
顾华没有等到住上新房就回去了，我写信告诉她，她也为我们感到高兴。新房是住上了，可还是没有电。没有月亮时，每到晚上，整个村庄笼罩在黑暗之中。我们点的煤油灯已经鸟枪换炮了，从最初的小瓶子装的换成了带灯罩的那种高级煤油灯了。
下乡已经四、五年了，知青们还是看不到前途，大家都燥动不安，有的人基本上不干农活了，整天游荡，再往后几年，很多人干脆不来了，滞留城市，等到生产队分粮食了，来村上拿粮就走。有关系的，参军的、上学的、到煤矿的，走了不少人。
后来政策有所松动，可以办病退，于是乎，大大小小的医院挤满了知青，人人有毛病，没有后门的，也是瞎忙。
我家人拼了命似地也为我办了一张病退证明。信笺末尾处盖上鲜红的赣榆县革命委员会印章。
还没等这张纸条起作用，中央下红头文件了，全国所有的知青一律回城。
天哪！将近十年啦，我们每一位知青从当年毛毛燥燥、不喑世事的小姑娘、小伙子，变成了成熟、老练的大龄青年。
我要回城了，学校老校长为我开了个欢送会，送给我一本塑料皮的笔记本。酒席上没有什么好东西吃，豆腐占大头，喝的是高度数的地瓜干酒。大家说着谈着，有点伤感，教数学的小季老师喝大了，还在一个劲地喝，我和两位女教师看劝不住他，就把我们杯里的酒全倒掉，换上热水，陪他喝酒。他醉眼惺忪，居然看不出我们喝的是冒着热气的开水，最后小季老师醉成了一滩泥。
时玲的哥哥从家里来了，把他妹妹的东西全弄回去了。时玲有两年没来村里了，听说她已经在城里找了个临时工干干，贴补家用。
村外公路上放了不少电线杆子，看见供电局的工人们在忙活着，我问他们，何时通电，回答说快了。得知就要通电了，我心里盼望着，直到我回城一个月后，爱托人带口信来说，村里有电了，再也不用点煤油灯了。我喜极而泣。
我终于要回城了，我的妹夫开着货车来接我回家。我们第三生产队的乡亲们几乎都来了，满满地站了一地，学校还派了学生代表来送我。有的人开始帮我搬东西，有的人和我说着离别的话，恋恋不舍。我相处最好的好姐妹爱紧紧地握着我的手，不肯松开。
队长叫人特地买了一挂鞭，几个高升。我上车了，站在踏板上，挥着手大声说道：“我会回来看你们的。”
终于启程了，在鞭炮声中，我叫妹夫把车开慢点，再慢点，我要好好看看这片土地，这些年来，我的泪水、我的汗水、我的青春全洒在了这片土地上。
再见了，乡亲们。
再见了，我们住了几年的放了三口寿材的破小屋。
再见了，三间高大宽敞明亮的瓦房。
再见了，枝繁叶茂的梧桐树。
再见了，我辛苦育人的小学校。
再见了，……
作者简介
王善珍，江苏连云港老知青，1970年初中毕业下乡到本市赣榆县插队，当过民办教师。1979年底回城后，曾在市文化用品公司工作，后专营过绘画用品。热爱写作，在市、晚报发表小说、散文多篇。